记得一位吧友的话“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阴谋诡计毫无作用”。
在绝对的趋势前，努力往往是没有用的。对于一个目标，如果从战略上考量，由于“大环境”“实力”等等各方因素不成立的话，那么战术上设计的再巧妙，往往也是没有用的。那么在这种状况下，还能取得既定目标成果的，不单单是努力，还有那概率极小的“意外”。比如大环境“突然”改变了，对手突然犯了极大的错误，或者在适当的环境下使用了偏离规则之外的手段（这种手段不是指类似在战争中使用巧妙的计谋战胜对手，所谓兵不厌诈，计谋是在战争的规则之内的。这里是侧重指出因为违背规则之后而要付出的巨大代价，比如违法乱纪）。
一战时，德军对法军的每场战役几乎都是占了优势的。法军往往付出了更大的伤亡代价。即便如此，小毛奇还是向德皇威廉二世上书言: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。why? 因为在战略上德国输了。德国试图速战速决，先用小部分兵力在东线迟滞俄军，等主力在西线迅速击败法国后，再集中兵力东向对付俄国。可是因为参谋部制定了不合理的战略，德军最终面临的是与法军的消耗战。所以战术上打的再漂亮也赢不了这场战争。
在绝对的趋势前（前提是绝对的趋势），能和命运去抗争的只有奇迹。类如国际间的战争（一战，二战）；古代军阀的割据，这种状况下，和平是祈求不了的。 用暴力去统一，才是和平。军阀间的停战协议没有用。这种状况下的“停战 ”“和平”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，最终还是战乱四起，免不了生灵涂炭。确实，人类是具有理性的，理性告诉人们，应该停止争端。不过，理性还是屈服于人性（人性包含理性在内）。每个割据者都会认为自己是可以完成统一大业的，自己是正统的，或者是可以征得更大权力的，是该永载史册的（这种傲慢也是人性）。只要对手相较而言变弱了，强的一方自会主动挑起争端，那么新的战争又来了。所以从大的方面看，从战略上看，军阀割据的年代，无论是多么有德有智之人，怎样以“德”规劝各诸侯国的君主，说客把“合纵连横”设计得多么巧妙，也只是一时的安宁，和平是祈求不了的。这就是在“绝对的趋势”前，人力是很微弱的。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（顺势而为），永远为人们所歌颂。
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几年之后，对于“是否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联邦政府”（当时美国是松散的邦联，虽然最高权力归“大陆会议”，但各州拥有类似国家的“主权”，大陆会议由各州派代表参加，行政效率低下）做过无比激烈的辩论。支持方以雄才大略的汉密尔顿为代表，主张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联邦政府，他们的核心思想是:手指攥成拳头这个国家才会强大，才能保护这个国家的国民，甚至杜绝了各州为自己的“私利”可能进行的相互攻伐（因为松散的邦联中各州都有自己的政府，拥有相当的主权，可以合法拥有军队）。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，那么美国就不是一个国家，而是一个脆弱的联盟。联盟无法有效抵御外国的侵略，可能被外国离间，联盟可能会破裂，内部可能会混战。而反对者主要还是认为:集权的政府会践踏民主，会制造暴君，压迫人民，所以试图继续维持松散的邦联。而汉密尔顿等人对这种思想进行了争锋相对的批判，试图表达出，中央政府的存在不是压迫民主，反而是保护民主（详见《联邦党人文集》）。
詹姆士 麦迪逊（美国第四任总统，《联邦党人文集》作者之一）曾就对通过联邦宪法的反对者，表达这样一个观点:这部宪法或许不是最完美的，最优秀的，但是相对而言却是符合人性的，既然人性是不完美的，那么又何来完美的宪法呢？
理想化的世界的真正实现，需要理想化的载体才行，怕是只有人工智能才可以。而对于人类来说，无论文明如何发展，也不是努力就可以的。
一个合理的战略，不仅参考现实，也要分析人性。往往不是有多“正义”，有多努力就能实现的。大的到国家的战略方针，小的到个人的发展规划，
对于“普通人”来说，具备战略观，更大的价值不是在于它会指导你如何行动，而是你该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心态。有些事物，无论是具体的或是抽象的，必须交给时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