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就这个名词而言，“博弈论”是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，这里不讨论它的数学意义，也不是寥寥数百个字能讨论的了的，而且我也没那个能力。
不过，生活也是一场博弈，所以也要知进知退。生活中的博弈我们可以讨论。参与博弈的两方中（不一定是敌我关系才能参与博弈，比如，一个孩子主动很乖地扫了地，然后向妈妈要玩具，妈妈不给买，小孩哭闹着，最后那个妈妈还是给买了，这个“博弈”的结果就是小孩用“哭闹”的手段要到了玩具），当一个不成文的“规则”被一方打破时，那么往往另一方的对应的行动也不会在那个“规则”的框架内。参与博弈的各方，面对一个“既定的规则”，往往是不会主动挑战“规则”的，因为往往得不尝失（两个和尚，一个每天砍五捆柴，一个每天挑五桶水，某一天砍柴的偷懒，只砍了三捆，那么挑水的往往也只会挑三桶，那么这一天他们两个创造的效益只有之前的60%，两者利益都受损）。一个和谐的社会，往往常态中每个人都是相互“公平”“友善”“礼貌”的，这会让人们在参与“社会生活”的这场博弈中感到“公正”和“幸福，如果这种“常态”被一方打破，那么对应的另一方也会采取相应的手段去应对。
西汉初建国时，因经秦末乱世，楚汉争霸，经济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，国力式微，皇权未稳，人心未安。亟需和平安宁的环境去发展，让百姓休养生息。面对匈奴的进犯，执政者采取了和亲的政策，每年送予匈奴大量的物资。那么为何堂堂大汉天子会躬下身段对匈奴采取怀柔政策呢，前面已经分析了，汉初国力式微，如果动武，反而会付出更大而惨重的代价。那么汉朝对匈奴“和亲”这个政策是两者博弈而来的（匈奴强，汉朝弱，匈奴主动进犯，“和平”这个规则被匈奴打破。汉朝的应对方式有两种，第一种，与之开战，因风险太大遭放弃。选择了第二种和亲政策。而匈奴也因此大大减少了骚扰汉朝边境的次数，对于匈奴来说不用打仗，还能得到大量物资，他也不愿主动挑起争端）。其实这个时候两者的博弈还在继续，虽然此时两者维持着相对的和平。但是因为汉朝的“示弱”，匈奴也愈发得咄咄逼人，气焰嚣张。对于汉朝来说，“和亲”的恶果渐渐变大，但是不管和亲的“恶果”如何变大，也总是小于战争的“恶果”。所以汉朝继续着和亲政策，似乎是在恶性循环，汉朝愈“示弱”，匈奴愈嚣张。慢慢的，汉朝经过了“文景之治”，到了西汉武帝时期，国力空前强盛。武帝通过几场大战役把大部分匈奴撵到欧洲去了（据说西罗马帝国就是被这帮崽子灭的，汉武帝说“怪我喽”）。战争给汉朝也带来了较大的创伤（有人说这是汉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）。那么到武帝时期为什么不和亲了呢？因为此时局势变了，西汉空前的强盛，匈奴相对而言衰弱了，而且和亲的“恶果”也越来越大。几个条件综合起来，继续和亲的“恶果”大于战争的“恶果”。那不就只有战争了。
人总是宣扬“与人为善”，这是当然的。和谐社会，与人为善。人人爱我，我爱人人，这样达到了和谐社会的均衡点，大家都“爱人人”，这也是一种多方博弈的结果。你如果打破“规则”，不爱“人人”了，“人人”不也不爱你了，你利益不就受损了。所以一般没人会打破规则。
所以一般情况下，我们总是“与人为善”的，是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，也符合“道德”。但如果社会风气改变了，不再那么“公平”“友善”“礼貌”了，那你就要换一种“博弈策略”了。如果还像在原来好的社会风气里那样去讲究那种“伪道德”，还用“仁义道德”要求自己，那不仅徒添烦恼，也损害了自己的根本利益，而且更是去助长不正之风。日本鬼子打家门口了，还去跟他谈孔孟之道啊。当然，要看清整体的战略形式，如果整体形式对你不利，实力有限，那就如同以上西汉“和亲”一样，毕竟“和亲”的收益高于“战争”的收益。如果实力允许，整体形式良好，那就去表明态度。像武帝那样，“明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”。
有时候，年轻男女之间也是一样，男主提前暗示邀约了，做好准备之后，满怀欣喜地等待女主的到来。女主说不来了，一盆冷水泼的高兴热忱的男主透心凉，心飞扬。这也是打击啊。双方新的“博弈”规则就开始了啊，男主就用新的博弈方法去面对了啊，如果男主一如既往的热情，那往往就和汉朝“和亲”政策一样，让“匈奴”愈加嚣张。所以，一般男主就会变得冷淡了啊，不热情了啊。重新审视女主的形象了啊，降低心中的期待感了啊。待好感度降为0的时候，双方就是不聊天的“微信好友”了。当然，一般是不会互相删除的。这时候，如果某些“作女”“作男”不甘心，还在朋友圈去“翘尾巴”，那对不起，只有请你离开了，不要污染我朋友圈。只是“陌生人”而已，不是爸爸，也不丈夫。翘啥尾巴，
生活中，遇到事情，特别是所谓伦理道德上的事情，多一点“博弈”的思维，做出相对正确的行为，别拿“错误的鸡汤”骗自己，还转发骗别人，一起让世界更美好。（到此，建议往上翻重新再看一遍，，这种文不好驾驭，想写的让所有人看明白，有点难）。
